上图 韩保江教授（右二）在海南调研时与割胶工人交谈。中图 韩保江教授（右一）在上海期货交易所调研。下图 韩保江教授到经济日报经济大讲堂作报告。
韩保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多家高校的兼职教授，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经济全球化、县域经济等问题。曾出版《西方世界的拯救——现代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全球化时代》《刀尖上的舞者——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案例研究》《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瞭望中国——关于中国发展前途的思考》等专著。
“实事求是”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从1943年延安时期延续至今。这四个苍劲的大字，不仅镌刻在石碑上，成为中央党校的重要地标，也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党校学员的人生坐标上，并经由他们沉淀成数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底色。
与这座石碑相伴20年，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的言语间充盈着“实事求是”的气息。作为一名农村学生，他20岁时与经济学懵懂结缘，却在之后30多年的治学道路上矢志不渝，寻古今、辨中西、求实际，成为党校学员引领经济社会建设的良师益友。
经济学是选择的艺术
“经济学说到底就是教人如何理性选择的科学。”回首30余年的求学、治学之路，韩保江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初心未改，矢志不渝。
在务农与求学之间，他选择了求学。
韩保江是河北省遵化县岳各庄乡的农村学生，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面临回乡务农。或许是与教师职业有缘，他顺利考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十几岁就能挣10个工分，跟干农活的父亲挣得一样多。
村里人都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可是知子莫如母，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最清楚儿子在想啥。“家里人口多，不缺劳动力，你想学习就去学吧！”有了母亲的鼓励，韩保江潜心读书，考进了县里最好的高中——河北省遵化一中。
与经济学结缘是在1982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哲学、中文专业的热潮已渐消退，听师兄说，学经济和法律有前途。“农村孩子嘛，什么实际就搞什么。”韩保江笑言，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统计”这个专业很热门，他就填报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
在从商与治学之间，他选择了治学。
本科毕业后，韩保江留校任教。“我觉得做学问是一件不错的事，选择留校就是想多学点东西”。当了几年助教，韩保江觉得本科学历有点“矮人一头”。于是，1990年，他参加了中央财经大学组织的助教进修班，一年间学完了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硕士生两年半才能修完的专业课程，包括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等，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同等学历。
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很多高校教师和学生都选择了下海，韩保江却反其道而行之，1993年考入南开大学，师从魏埙先生，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魏埙先生是我国研究《资本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曾在80多岁高龄重新翻译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我接触经济学知识虽然较早，但是真正入门、感兴趣是在南开。”韩保江说，受魏先生的引领，他慢慢对经济学是什么、对经济学的内在道理和精要之处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经济学的学问，无愧于‘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个精彩的比喻。”
博士毕业后，韩保江作出了影响一生的重要选择。1996年，市场经济风起云涌，全国总数不足3000的博士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十分抢手。韩保江选择中共中央党校的原因“实在”得很，一是认为自己适合当老师，二是党校能分一间房子，三是喜欢这个校园，“当时园子里有很多参天的大杨树，让人觉得特别庄严”。
随着我党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越来越高，他们来党校进修学习，对教师的期待也是水涨船高。韩保江深有感触，“党校教师能否把古今中外的经济学理论拎起来，而且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符合实际，让学员接受，成为影响授课效果的重要因素”。
他认为，党校授课要做好两个结合：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传统、基本立场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精华相结合；二是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尤其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党中央正在着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把握住了这两个结合，依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营养，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共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韩保江说。
供给侧改革
谈及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来源，韩保江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重视物质资料生产，重视供给侧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则是在假定制度和技术环境为常数的情况下，分析资本投入和资本效率、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对产出的影响。这就把《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与物质产出之间的线性关系变成了连续变量的指数关系，深入到本质层面对经济活动进行描述。
强调“有效供给”也是1970年代美国新供给学派的创新实践。面对滞胀，他们主张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减负。以供给侧改革为鲜明特征的里根新政，为后来美国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和新供给学派理论都为我们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借鉴。”韩保江说。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好的状态是供需平衡。供给侧在等号的左边，需求侧在等号的右边。”韩保江说，当生产发展供不应求时，调控需求侧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学部是中央党校的重点一线教研单位，学员对经济建设格外关注，对经济学知识和相关课程的需求也很大。一位跟韩保江相熟的省部级领导坦言：“官员想问题是考虑利弊，学者想问题是考虑是非。”学者更强调经济学的理论价值，而官员在意的却是事情能不能办，办了好处在哪里，代价是什么。因此，党校教员要站在“官员”和“学者”中间的立场上看问题、讲问题。既不能“书呆子”气，也不能功利。要真正能够以理服人，让比教师更了解实际情况的学员们认同，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调研，既要讲清理论是非，又不能脱离实际。
教学相长，经济学部的教研活动更加注重与时俱进，联系实际。一方面，围绕经济学基础理论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断创新讲课专题，组织授课；另一方面则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韩保江曾经参与的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等调研，为中央有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前，经济学部正在进行扶贫调研，将以摆脱贫困和精准扶贫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的研究为主线，回顾我国人口迁徙、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有了这些教研活动和调查研究，党校才变成了学校。通过党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让党的理论和方针入学员心，入学员脑，进而把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贯彻下去。”韩保江说。
“中国模式”是怎样炼成的
2012年10月，韩保江暂别经济学部，到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任所长。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国家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并与许多国家的官员、学者交流，韩保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路径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取决于六个结合。”
第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关键在于如何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释放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欲望。欲望就是动力，但不能没有边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为欲望划定了底线。
第二，公有制和私有制相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公私搭配，实现了功能互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通过混合所有制以及职工持股，在企业内部实现了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的统一。这样一个多元混合的所有制结构，不仅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各种资本或资源所有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比较优势，而且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克服雇佣劳动关系所带来的弊端。
第三，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即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讲“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后来又讲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都讲的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唯有如此，才能使经济社会既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又克服了经济“大起大落”的震荡，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第四，政治企业家和实业企业家相结合。两类企业家都敢于承担风险、勇于创新，前者配置公共资源，追求政治业绩最大化；后者配置社会资源，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复杂矛盾，许多领导干部敢于冲破各种不合时宜的体制框框和教条，大胆进行体制和政策创新，成为推进改革的可贵动力。
第五，有为政党和强政府相结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强政府”必须具有较高的政府质量，即政府理性、效率性和自律性，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当然也要明晰权力的边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实现稳步、快速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政府的不断推动。
第六，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始终重视统筹推进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抱有学习、包容的心态，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使中国发展模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和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
韩保江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官员问我，中国的这套发展模式，他们能不能学得来。我回答说，不能。因为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国情，国情没法学，但是做法和经验可以学。核心一点就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既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又兼容一切先进的理念和经验，为我所用”。
经济学建设应与时俱进
去年4月，韩保江回到经济学部担任主任。在规划2016年的学科建设时，他提出，首要任务就是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逻辑的力量梳理出来。
“思考中国的事情，既不能跳着看，也不能踮着脚看，而要把脚放平了，脚踏实地地看。”韩保江说，“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经济学建设却相对滞后。继续套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今日中国之实践，就像把小衣服往大身子上套，总有些捉襟见肘”。
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结晶，建设这套理论体系要遵循四个原则。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要遵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传统，并从执政党的视角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把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各种经济关系梳理清楚。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大、韧性大，除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和经济实力强之外，所有制的韧性也很大。过去认为水火不相容的公、私两种所有制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变得水火相容，这是阐释我们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时特别核心的一点。
二是要以科学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以后，解放了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核心、最能动的主体因素，相信市场、发挥市场的作用就是走群众路线。要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高明理论、高明方法、高明学术观点，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
三是立足中国实际，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解释清楚。要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规避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供求规律调控的滞后性，解决一些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反垄断失灵、外部性失灵、公平性失灵、公共性失灵和宏观性失灵等。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也要廓清。国有经济是共和国的长子，现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要把问题和所有制分开看。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为国有企业输血、换血甚至进行心脏搭桥手术，让责权利更明确，让法人治理结构更清晰，把国企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四是研究党的领导，突出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具有很强的合一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对经济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对经济建设的参与程度如此之深。我们能够在贫穷的条件下崛起，形成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党对经济社会建设的有机介入密不可分。
……
韩保江的办公室局促朴素，却又书满四壁。我们从阳光满屋聊到月上西楼，仍感意犹未尽。经世济民、为学为师，韩保江践行“实事求是”的脚步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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